不过，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制度的讨论、完善或者某些法条的阐释和修改，对于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程序的性质不仅存在很大争议，而且如何在关注犯罪打击的同时兼顾正当程序原则建构其程序构造方面，研究明显不足，从而影响了理论研究对于改革实践的引领性和指导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后，报告机关应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依法报告执行情况。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听取审议关于粮食安全的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常委会组成人员询问了22个问题，国家发改委等9个国务院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2] 参见杨志勇：《稳健前行的人大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革开放三十年监督工作回眸（一）》，载《中国人大》2008年第23期。三、提升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专兼并举的监督功能 （一）专项性与综合性相兼顾 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专项性要求是，对报告机关特定工作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监督，专项工作是以综合性为基础的专门领域工作。如果不开展专题询问，则由国务院部委托部委负责人报告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是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之一。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加强跟踪监督，推动解决了拖欠出口退税、拖欠农民工工资、超期羁押等一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24]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法律草案、专题询问的工作重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了良好效果。第三，被监督对象没有主动要求确定专项工作报告议题。[79]宪法既然被认为政治名分之大法，[80]那么中国的宪法自然能够在《春秋》中找到依据。

[41]同注[22]，梁启超文，第34页。许崇德、王向明、宋仁：《中国宪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他们都年长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皆与康有为有一定的交往。{4}陈新宇：戊戌时期康有为法政思想的嬗变——从《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的著作权争议切入，《法学家》2016年第4期。

[78]这三则引文，分别在康有为：教学通义，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0页。康有为的表述，如定宪法制宪法布宪法草宪法，显示了宪法的成文法属性。

[49] (4)1898年8月29日康有为的《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提到：夫立政变法，有先后轻重之序，若欲厘定新制须总筹全局，若者宜增，若者宜改，若者宜裁，若者宜并，草定宪法，酌定典章，令新政无遗议拟安善，然后明诏大举，乃有实益。(8)遂将国会所议及兹矮木所定宪法，颁发群臣及各省疆臣议行。程洁：康有为宪法思想述评，《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3~128页。对于《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否直接参考了《知圣篇》和《辟刘篇》，学界虽有分歧，[86]但其共识是，廖平对于康有为选择今文经学确实产生了直接影响。

梁启超在1897年有6篇文章都使用了宪法一词，其中最早的是《论译书》一文。[83]而且，《十七条宪法》全文是用汉字书写，其中第1条的开头即为以和为贵，直接引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一句。[43]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和第七书当中都没有使用宪法一词。据此推断，康有为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97年1月和6月，其出处分别是《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

[33]《日本变政考序》也记载：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宪法学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自然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而并非从中国古典语义上理解宪法，但是康有为在使用宪法一词之初，就注意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

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公开出版该书，该书一直存放在故宫昭仁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学者发现。康有为在1922年的《中华帝国宪政会歌》中重申，《春秋》因讲究名分而成为宪政之根源，孔子作《春秋》，君民在法中，名分各当，宪政之宗。

也就是说，宪法一词在日本时已经与《春秋》发生了内在的关系，已经蕴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康有为之外的其他9篇文章分布于5家报刊，具体情况是：《时务报》和《知新报》各3篇，《经世报》《东亚报》和《湘报》各1篇。李元起主编：《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79]这三则引文，分别在注[80]，第411页。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2]持此否定观点的史学著作，例如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688页。

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4] 其中，稿乃具意味着《日本变政考》编译完成。

(2)一在宪法之未明，宪法未明则政治不修，政治不修则民多天枉，吾有司不能理，则借彼教理之。{2}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成都《蜀学报》第4、5、6、7期，标题为工部康主事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折，刊行时间分别为1898年6月7日、6月17日、6月27日和7月7日。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在18971898年间的报刊中，在使用宪法一词方面，康有为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其他所有的维新派学者无人能及。

4.梁启超 在康有为的诸弟子中，梁启超使用宪法一词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4)改宪法而图维新，以为旧法不可用，非采万国之良法设局令草定新法不可行。对于此过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2)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

(三)超越同时期其他的维新派学者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型资料汇编，规模庞大，影响深远。[21]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例如写道，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

朱国斌：《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页。如前所述，笔者以1897年为界，将戊戌变法之前的晚清报刊分为两个阶段。

蔡锡勇的美国宪法译文虽然早于康同文，但其中使用的是盟约而非宪法，[39]而康同文的译文不仅在内容中使用宪法一词，而且标题中也含有宪法一词。[58]认为王韬最早使用宪法的宪法学教科书，例如王向明、许崇德：《中国宪法讲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蜀学报》的创办人宋育仁和廖平主张维新自强，和康有为观点接近，私交甚笃。其中，有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多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是否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一)康有为并非从中国古典语义上理解宪法 前文已经证明，康有为在1897年之前撰写的《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信函、讲稿和上书当中，虽然使用了宪章宪典章程议院制度这些和宪法相关的语词，但未曾使用宪法一词，康有为最早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97年，其出处是《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45] 2.撰写奏折 康有为对于撰写奏折一事非常积极，且所撰奏折数量庞大。

麦仲华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提到：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84]胡锦光、臧宝清：‘宪法词义探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74~78页。

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没有资格直接上呈皇帝，不得不请工部尚书淞桂代呈，然而淞桂拒绝代呈。[81] 2.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是其历史原因 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座里程碑，其内容不少直接来源于中国儒家经典，如《礼记》《诗经》《论语》《春秋》《管子》《孟子》《汉书》《后汉书》等，[82]其中不少著作使用了宪字和宪法一词。

这11种著作均为近代经典著作，其作者绝大部分都直接参与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正是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发展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集中体现于《孔子改制考》，为主张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